诗眼和句眼这两个概念，是在北宋初出现的。但早在齐梁时期，在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中，便已有《练字》一篇，讨论诗文句中“字”的锤炼。其后，盛唐王昌龄《诗格》的“诗有五用例”条云：“用事不如用字也。古诗‘秋草萋已绿’、郭景纯诗‘潜波涣鳞起’，‘萋’、‘涣’二字用字也。”他认为“萋”、“涣”二字用得好，富有表现力，证明“用字”胜于“用事”，显然谈的是句眼──一句中最要紧的字。宋初九僧之一的保暹最先提出“诗有眼”：
诗有眼。贾生《逢僧诗》：“天上中秋月，人间半世灯。”“灯”字乃是眼也。又诗：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”“敲”字乃是眼也。又诗：“过桥分野色，移石动云根。”“分”字乃是眼也。杜甫诗：“江动月移石，溪虚云傍花。”“移”字乃是眼也。
在保暹之后，王安石是极讲究提炼句眼的诗人。清人施补华《岘佣说诗》云：“五律须讲炼字法，荆公所谓诗眼也。”他把诗眼的发明权不归于保暹而归于王安石是不妥的，但他指出诗眼即是诗的“炼字法”，并指出王安石注意炼字，则是中肯的。在宋人的各种诗话中，就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炼字的记载。例如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说：“王荆公编《百家诗选》，从宋次道借本，中间有‘暝色赴春愁’，次道论‘赴’字作‘起’字，荆公复定为‘赴’字，以语次道曰：‘若是起字，人谁不到？’次道以为然。”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八载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句，其中“绿”字最先用“到”字，改为“过”字，又改为“入”字、“满”字，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，才选定这个“绿”字，这是王安石讲究锤炼句眼的有名例子。稍后的苏轼、黄庭坚及其弟子范温更经常谈论诗眼。佛教禅宗提倡用“道眼”、“法眼”观世，视世间一切万法平等，圆融无碍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苏轼与黄庭坚，将佛禅的“法眼”移入诗学，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品评诗歌。苏轼在诗中曾使用“诗眼”一词，如“诗眼巧增损”(《僧清顺新作垂云亭》)、“诗眼亦自工识拔”(《次韵吴传正枯木歌》)，指禅宗法眼或戴上禅宗“眼镜”的诗人之眼，它们强调以禅宗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或观照方式观察事物、审视诗歌，并无作为炼字法的“句眼”的意义。笔者从《全宋诗》中检索出“诗眼”一词，计80多处，如释德洪“诗眼爱空翠”(《奉陪王少监朝请游南涧宿山寺步月二首》)，苏过“欲寻好句供诗眼”(《横山道中》)、韩驹“畏子诗眼大”(《次韵曾通判登拟岘台》)、周紫芝“望中何物关诗眼”(《六月四日大水》)等，几乎全指禅宗法眼或诗人之眼。所以钱锺书先生认为：“释典遂以眼目喻要旨妙道……山谷曰：‘拾遗句中有眼’，意谓杜诗妙处，耐人讨索探求。而(江西)宗派中人如参禅之死在句下，摭华逐末，误以独具句眼为不外近体炼字。甚矣其短视隘见也。”他指出黄庭坚赞扬杜甫诗“句中有眼”是比喻要旨妙道，所以“诗眼”、“句眼”主要不是指对仗、炼字之类的语言技巧，这是深刻的见解。周裕锴先生在《文字禅与宋代诗学》中对钱先生的观点进一步发挥，认为黄庭坚所说“句中有眼”指“诗人具有圆融无碍的‘法眼’”，又说：“范温的《潜溪诗眼》正是取义于此。这部诗话最鲜明的特色就是‘以禅喻诗’，但不光是比喻类比，而是直接借鉴禅宗的思维方式或曰观照方式来审视诗歌。”博主对钱、周的观点深表赞同，但仍想补充说明：苏轼、黄庭坚、范温既用禅宗的法眼审视诗歌，同时也很重视诗人锤炼字眼的方法与技巧。才华横溢、天赋极高的苏轼，提倡诗文要“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(《答谢民师书》)，标举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(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》)，但决不轻视人工的推敲与琢磨。他在《书赠徐信》中说：
尝见王平甫自负其《甘露寺》诗：“平地风烟飞白鸟，半山云水卷苍藤。”余应之曰：“神情全在‘卷’字上，但恨‘飞’字不称耳。”平甫沉吟久之，请余易。余遂易之以“横”字，平甫叹服。大抵作诗当日锻月炼，非欲夸奇斗异，要当淘汰出合用事。
